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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政治转型（第4页）

因为上述三个现象的存在，“民主衰退”这个说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异议。有学者指出，从民主政体的数量而言，21世纪以来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。这一点，无论用哪个政体评估数据库来衡量，结论类似。民主政体数量的变化曲线，只是从一条显著上升的曲线，变成了一条比较平的线，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。还有学者认为，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出现了显著的民主衰退，是因为他们之前把一些根本没有民主化、只进行了一些“民主化妆术”的国家当作了民主化国家，甚至有时候直接把威权崩溃当作了民主转型——这就像一个人穿上了高跟鞋，我们就说他长高了，当他脱去高跟鞋，我们又说他变矮了，而事实是，他从来没有真正地长高过，又谈何“身高倒退”？根据这类学者的观点，对于描述当代的转型状态，比民主衰退更合适的说法，可能是“民主拉锯”——转型从扩张期进入了平台期，从吸收期进入了消化期。

民主韧性从何而来？

一个显然的问题是，为什么当代民主会展示出这种韧性？历史上的民主化成果往往很快被倾覆，那么当代的民主化过程为什么“水花”更小、更具有顽强的沉淀性和反弹力？

原因当然很多。经济发展是一个原因。当代的经济水平和历史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，当一个社会僧多粥少的时候，权力格局的变动显然更可能引发巨大的动荡，十个人分一碗粥，很容易你死我活，但是如果经济发展了，十个人分五碗粥、六碗粥、八碗粥，大家就更容易心平气和了。国际格局是另一个原因。我们之前讨论过，“二战”后尤其是冷战后，全球进入了一个自由主义处于优势地位的时代，而这个罕见的国际格局对于第三波转型浪潮也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技术发展的原因。互联网、社交媒体的兴起，大大降低了社会动员的成本，以前你用鸡毛信闹革命，信还没送到，人可能就先被杀了，现在你发个twitter、发个facebook，可能立刻万众响应。

所以，在当代，有各种经济的、国际秩序的、技术发展的原因在支撑民主的韧性。但是今天，我想格外强调一个因素——观念的因素。一定的制度能够得以存活，往往需要一定的观念去支撑。当代世界民主的制度韧性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代世界各国人民在观念上更认同民主。

在2014年的世界观念调查当中，有一个问题是：“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，对你来说有多重要？”答案从1到10分布，数值越大就意味着越重要，如果我们把分布在7—10的回答归纳为“很重要”，那么美国人回答“很重要”的比例是78%，德国是88%，阿根廷是85%，土耳其是88%，伊拉克有77%，连卢旺达都有73%，其他国家也大同小异。所以，非常清晰的是，在当代几乎所有国家，而不仅仅是发达国家，大多数人都认为民主是一种很重要的价值。

可能有朋友会说，各个国家的民众都认同民主，但是大家对民主的理解不一样，土耳其人、伊拉克人、卢旺达人想要的民主，未必是英国人、德国人或者美国人想要的民主，不是选举民主、竞争民主、程序民主，而更可能是绩效民主，是政府解决民众就业、是安全、是水电供应。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，但缺乏实证依据，因为观念调查显示，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民众并没有把“程序性民主”和“绩效性民主”对立起来，他们这两种东西都想要，并不是说想要这个就不想要那个。

事实上，如果一定要做个比较，大部分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众，对民主的理解更多的是程序性的，而不是绩效性的。在世界观念调查2010—2014年的问卷中，也就是最新一轮公布的问卷中，有一组问题的设计恰恰用来检测人们对民主的理解，这组问题是这样的：“很多事物都是令人向往的，但不是所有这些事物都是民主的本质特征。针对下述事物，请告诉我你认为它对于民主来说有多重要。”然后问卷分别询问了人们对民主的不同理解，其中包括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，也包括对民主的绩效性理解。

时间关系，我不可能详述问卷的内容和答案分布，但是这个调查中反映出来的结论是，对于新兴民主国家，尽管民众对民主的“程序性理解”和“绩效性理解”都高度认可，但是在其中多数，民众认同“程序性理解”的比例仍然清晰而显著地高于“绩效性理解”。可以说，程序性民主观念，已经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独特观念，而是一种在诸多发展中国家也深入人心的大众观念。这其实也不难理解。绩效是绩效，程序是程序，二者未必是一码事，就像我们会把文景之治或者贞观之治称为开明皇权时代，但不会说它们是民主时代。

所以，第三波转型浪潮的动力来自哪儿？归根结底，来自观念的变迁。过去两三百年，启蒙运动所创造的“主权在民”观念，像一匹巨大的马，把世界从走了几千年的既有道路上拽出来，往另一个方向拉去。起先可能举步维艰，因为任何新制度的启动都非常艰难，所以第一波、第二波民主化都更加缓慢、更加颠簸，但是，随着全球化的加速，随着观念传播的加速，尤其是随着早发民主国家的民主稳固，这匹马越跑越快，最终出现了壮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。

“人心之变”不但是理解制度变迁的一把钥匙，也是理解制度沉淀的入口。当政体缺乏观念的支撑，它就像是空中楼阁，很容易倒塌。比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，哪有什么支撑民主运行的文化土壤？上面或许有孙中山、宋教仁在为民主而斗争，下面却是赵太爷和阿Q们的等级世界，因此辛亥革命脱轨成军阀混战一点都不奇怪。但是，当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，它往往为民主的存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。甚至，哪怕在经济水平、国际秩序或者技术变迁都存在着不足时，它也可能作为一个代偿性的力量在支撑民主的运转。1789年美国建立第一个现代“准民主政体”时，经济水平可能还不如今天的肯尼亚；印度在1947年建立民主政体时，哪有什么中产阶级？但是，在某些情境下，观念的“顽固”可以弥补经济社会条件的“赤字”，进而助推民主的落地生根。

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与历史上的第一波、第二波转型时期相比，滋养民主观念的经济、社会和国际条件更加丰富。经济发展让权利不再奢侈，技术让观念传播更加高效，城市化让社会动员成本降低，而中产阶级往往成为政治动荡的缓冲剂。在这些因素的加持下，现代人越来越相信政治道义与社会自主性相联系，民主话语越来越成为政治合法性话语的“缺省设置”。毫无疑问，在许多国家，人们的耐心尚未匹配其愿望，民主的“技艺”抵达不了其决心，理想主义激情常常淹没现实主义策略，因此出现了广泛的民主衰退现象。但是，那种对“制度化的承认”之渴望会被一时一地的政治潮流终结吗？尽管历史的风向永远在变化，对此我还是感到怀疑。

8. 法国往事：转型浪潮中的第一艘泰坦尼克号

在前面两讲中，我们谈到当代新兴民主遭遇了各种转型困境，历史不但没有在冷战结束后终结，“历史终结论”反而被现实的变迁给终结了。不过，人类常常有一种倾向，就是把自己这一代人所遭遇的困境，当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，因而每每夸大它的重量与高度。事实是，民主稳固的困境不是当代现象，自启蒙运动开始播散人民主权观念后，在政治近代化过程中，几乎所有老牌民主国家都遭遇过今天新兴民主国家所遭遇的“稳固困境”。比较政治学不仅仅是比较不同的国家，也是比较历史与当下，从中获得一个更辽阔的认知尺度。为了抵达这一视野，或许可以从第一波转型中第一艘“泰坦尼克号”的沉没说起。

什么是第一波民主转型浪潮中的“泰坦尼克号”？那就是“法国大革命”。众所周知，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等并驾齐驱，构成近代史上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起点。就民主化的深度而言，法国革命其实比美国革命走得更远，但是，其结局却比美国革命要惨烈得多。革命后的美国，虽然也充满党派斗争，奴隶制问题更是在后来引发了内战，但总体而言，其民主走向了稳固和深化，美国宪法穿越200多年的时空，至今仍然有效，并护佑美国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。相比之下，法国革命经历了君主制到君主立宪、共和国、帝国再到复辟的过山车历程——讽刺的是，到了19世纪，类似的过程又循环了一遍。于是，从1791年到1852年，法国产生了七部宪法、两部宪章和一个补充条例。托克维尔曾讽刺道，法国60年里制定了九部或十部“永久性的”宪法。

更重要的是，法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人道主义代价。在1793年《惩治嫌疑犯条例》下，抓捕的政治犯可能高达50万人，占男性人口的5%，死于恐怖统治时期的人数大约在3.5万～4万之间——作为一个注脚，在290个著名革命家中，43%死于暴力，29%被执行死刑，其中大部分被送上断头台。[1]受难的也绝不仅仅是“反动贵族和教士”，研究显示，在巴黎革命法庭上被判死刑的人中，71%来自第三等级。革命引发的欧洲战争更是伤亡惨重，据估计，1792—1814年，由法国革命引发的战争导致欧洲大约300万人死亡，其中包括大约140万法国人。[2]不但民主覆灭，它所引发的政治海啸可以说是遮天蔽日。相比之下，今天新兴民主转型的失败在“震级”上反而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更彻底的民主革命

法国革命是近代史上的第一场真正的“民主革命”。英国革命虽然比法国革命早100多年，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和国王之间分权的一场斗争，直到1832年选举改革后，英国还存在选举权的各种财产门槛，著名的宪章运动正是英国工人争取普选权的抗争。美国革命虽然和法国革命几乎是同时爆发，并将大规模代议选举写进了宪法，但民主并不是美国宪法的最核心原则——最核心原则是自由。美国宪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“民主”二字，在阐释美国宪法的《联邦党人文集》中，多处出现警惕“多数暴政”的观点。法国革命的“人民主权”精神则非常清晰。1789年的《人权宣言》明确规定，“主权归属于人民，任何机构或者团体不得行使人民所未授予的权力”，“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。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”，此类表述是英美《权利法案》中完全没有的。

作为这种人民主权观的体现，法国革命在民主实践方面比同时期的美国革命要激进得多。美国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之后——也就是革命半个世纪之后，才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，而且仅仅限于白人，但在法国革命的1793年宪法中，成年男子投票权的财产限制已经被彻底废除，甚至，在这一版的宪法中，出现了一些其他同时期革命都没有的崭新原则——公共救济原则、工作权、公共教育权等。这个宪法的通过方式本身——公投——也体现了法国革命的民主性。美国宪法虽然也由各州通过才得以确认，但毕竟是由各州的议会投票通过，和法国革命中的全民公投不可同日而语。

法国革命的民主性不仅体现在制度设计上，也体现在革命实践中。与英美革命相比，法国革命是更根本意义上的“群众运动”。尽管革命始终有精英主义色彩，从君主立宪派到吉伦特党、雅各宾派、督政府再到拿破仑，都可谓革命先锋，但是“群众”的身影，尤其是“无套裤汉”们的身影，却比同时期其他革命中要显著得多。从攻占巴士底狱到进攻凡尔赛宫，从冲击巴黎王宫到包围国民议会，街头运动的力量都功不可没。这种力量最经典的表现，莫过于1793年6月2日无套裤汉对国民公会的武装包围。当时，雅各宾势力和吉伦特党人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，为清除吉伦特党人势力，雅各宾派发动巴黎公社8万民众包围国民公会，要求驱逐并逮捕吉伦特党人。当国民公会主席传话出来要求结束这种武力威胁时，起义军的总指挥回话道：“告诉你们的蠢货主席，他和他的议会去死吧，一个小时之内不交出那22个人（吉伦特党人），我们就炮轰他们。”[3]最后，“群众”当然胜利了。这个“群情激奋、万众一心”的画面可以说是法国革命的一个生动缩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