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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政治转型（第8页）

在这个对峙过程中，军方是那个打破平衡的力量。不过，埃及军队从来不是一个中立的力量，它显然是“拉偏架”的，因为长期以来，军队是埃及政治世俗化的中流砥柱。2011年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政府，但是并没有推翻他手下的军队，所以有人说，革命只是吹走了埃及政治的表层纹理，从来没有动摇过所谓的“deep state”（就是所谓的“深层国家”），而这个deep state的代表就是军方。起初，军方“拉偏架”还比较含蓄，比如通过法院去解散穆兄会掌控的议院，但是，当街头对抗愈演愈烈，它就有了发动政变的最好借口。于是，就有了2013年7月的政变。

因此，纵观埃及短暂的民主历程，我们发现，所谓军民对抗的背后，是社会本身的裂痕。我们常常听说一句话，当鸡蛋和高墙对峙的时候，要站在鸡蛋的一方，因为鸡蛋是弱者，对不对？但问题是，在很多民主国家，最根本的政治对峙不是鸡蛋和高墙的对峙，而是鸡蛋和鸡蛋的对峙。一半鸡蛋要左转，另一半鸡蛋要右转；一半鸡蛋要民族主义，另一半鸡蛋要普世主义。在埃及的背景下，一半鸡蛋要政治伊斯兰化，另一半鸡蛋要政治世俗化。这种多元社会结构下的“诸善之争”，才是自由社会最大的困境。

裂痕动员造成的转型困境，显然不是埃及独有。在整个中东，土耳其、伊朗、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情形和埃及相似，而在也门、伊拉克这样的地方，战线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展开。如果放眼全世界，五花八门的裂痕动员就更多了，什么黄衫军和红衫军的对立、亲俄派和亲欧派的对立、蓝营和绿营的对立、黑衣人和白衣人的对立……冲突太多，我感觉颜色都快不够用了。哪怕在欧美，我们都知道，也存在所谓留欧派和退欧派的对立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立、反移民和支持移民的对立，等等等等。

民主政体自我颠覆的潜质

可能有人会说，既然政治动员容易暴露甚至深化裂痕，靠政府保持社会团结，把整个社会拧成一股绳子，问题不就解决了？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呢？在很多情形下也未必。比如，纳粹德国一度万众一心、同仇敌忾，但是，我们会把它当作理想的政治模式吗？多半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珍视社会团结，但我们也珍视自由，而自由必然包含着多元性，正如麦迪逊（James Madison）所说，“自由之于派系，如同空气于火……只要人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理智，就会形成不同意见。”并不存在作为整体的人民，只有形形色色的群体。

大家想想看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房子的人希望房价涨，没房子的人希望房价跌，那有房子的人和没房子的人，谁不是人民？农民希望粮价上涨，城里人希望粮价下跌，那农民和城里人，谁不是人民？环保人士希望关闭化工厂，化工厂工人希望继续开工；有人相信上帝，有人相信安拉；有人热爱中医，有人鄙视中医……所有这些对立阵营里，谁不是人民？所以，只要一个社会存在着阶层之分、存在着观念之分，就不可能存在着万众一心的“人民”。一个社会的自然状态一定是多元的、矛盾的、吵闹的。如果你觉得“万众一心”是好事，一定是因为你不是那第10,001个声音。

现在，问题来了。一方面，自由的社会一定是多元的、有裂痕的；另一方面，民主意味着政治动员，而政治动员可能暴露社会裂痕。这两个现象结合起来，是否意味着民主制度天然具有自我倾覆的危险性？不幸的是，确实如此。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民主常常非常脆弱。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灭亡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极左和极右的社会裂痕；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灭亡，同样是因为左右之争；土耳其历史上的数次民主崩溃，都是因为“政治伊斯兰派”和“政治世俗派”之间的斗争。埃及的民主崩溃，则是类似悲剧的又一次重演。我们观察历史，不得不承认，民主制度是脆弱的，而且它常常是亡于内爆，也就是被社会内部的撕裂倾覆。

但是，这是否意味着民主必然摧毁它自身？当然也未必。至少就过去100多年而言，我们的确看到，相当一批民主国家走向了政体稳固，并且，总体而言，民主的国家经济也相对发达。那么，为什么有时候民主政体会被“裂痕动员”颠覆，而另一些时候能够突破“裂痕动员”的诅咒？这个问题，下一次课我们继续探讨。在这一次课，我们需要理解的是，对于民主转型，推翻威权政府只是民主革命的上半场，克服社会撕裂则是民主转型的下半场。对于很多国家，下半场比上半场还要艰难。这或许是因为，推翻威权政府只需要推翻一个统治集团，而克服社会撕裂则需要所有阵营同时保持克制。某种意义上，这是一场只有起点但没有终点的马拉松，每一代人接过接力棒时，都需要以其勇气但尤其是以其宽容，重新证明自己能够承受自由的重负。

10. 南非：转型何以软着陆？

上次课我们讲到“裂痕动员”，讲到埃及转型仅仅两年，新生民主就因为巨大的社会撕裂而崩溃。这次课我想讨论另外一个例子，一个也是社会裂痕极其清晰的国家，但是它的民主转型却出人意料地实现了软着陆。这个国家，就是南非。通过这两次课，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来思考：为什么同样是社会裂痕清晰的国家，有些能够实现转型的软着陆，而另一些却走向了民主崩溃？

南非民主转型的软着陆

今天的南非，绝不是一个理想国家，它贫富悬殊严重、失业率居高不下、社会治安堪忧，但是在一点上却构成了一个奇迹：1994年转型以来，它建立并维系了民主政体，没有发生埃及式的民主崩溃，更没有发生利比亚、叙利亚式的内战。事实上，相比转型前四处开花式的暴力冲突，今天南非的暴力冲突也显著下降了。比如，以开普敦市而言，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10年间发生了30起大规模抗议或骚乱事件，但是2000—2010年的10年间只有9起此类事件。

我常常看到一种说法，说南非黑人当政后，经济就一落千丈。这也并非事实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，1994年南非的人均GDP是3445美元，2019年是6001美元，如果看人均购买力GDP，则从6328美元增至13,000美元。如果看GDP年增长率，1970—1993年种族隔离阶段平均是2.2%，1994—2018年则是2.8%，虽然都不算高，但是转型后实际上平均增长率还略有提高，也不存在一些人印象中的“白人治下经济蒸蒸日上，黑人治下一落千丈”的情形。所以总体而言，南非的转型实现了软着陆。

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奇迹，是因为南非的所有社会条件似乎都诅咒了它的转型。我们知道，转型之前，南非实施了长达40多年的种族隔离政策，这种制度性羞辱的恶果，就是南非社会充满了弥漫性的暴力。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面对持续上升的国内外抗议，四面楚歌的南非白人政权越来越诉诸暴力镇压来维持秩序，各种绑架、暗杀也层出不穷。

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页第一张图（图2-3），这是种族隔离时期警民冲突的画面，可以想象当时的政治气氛。变本加厉的白人暴力，也反过来激发了黑人民众的暴力复仇主义。当时南非非常惊悚的一种私刑，是所谓的“项链审判”，就是把轮胎挂在对方的脖子上，浇上汽油点燃。而且，矛盾不仅仅是在黑人和白人之间，白人内部也有极右派和温和派的斗争，黑人内部也有激烈冲突，尤其是祖鲁族聚居地的分离主义，一度发展为激烈的武装冲突。下一页的第二张图片（图2-4），就是祖鲁地区因卡塔党的武装战士。

图2-3　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警民冲突

（图片来源：Emma Clancy, “Sharpeville: Brutal Massacre that galvanisedanti-apartheid movement,” Anphoblacht, Mar. 25, 2010）

图2-4　南非祖鲁族聚居地因卡塔自由党的武装战士

（图片来源：Suzanne Daley, “The Day Apartheid Died,” New York Times, May 8, 2019）

所以，南非转型的背景就是几十年的仇恨以及逐渐失控的暴力冲突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曼德拉带领非国大和德克勒克政府谈判期间，经常是屋里在谈判，外面是各种怒吼和燃烧弹。有一次，一个极右组织干脆开着一辆全副武装的车冲进了谈判现场。